原载于《情境主义国际》1960年第5期, 德波与康泽斯合著
(一) 资本主义: 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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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自始至终思考自身、自我证明自身, 决定其可用剩余价值使用的一切方面的方法的整体。换句话说, 它是在社会再生产的直接需要之上的一切构成。
今天, 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部建立在普遍化的和(在很大规模上)稳定的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之上: 领导者发布指令, 执行者贯彻执行。转换到文化层面上, 这意味着”理解”与”行动”的分离, 意味着为了无论什么目标(以持久的剥削为基础)对自然的连续加速统治的组织的无能。
对于统治着生产的资本家阶级来说, 他要求垄断对生产活动和工作的理解力。为了做到这点, 一方面工作越来越细化、碎化, 以致达到使人们对他所做一切根本不理解的地步; 另一方面, 工作作为一个整体, 通过专门机构又被重新构成。这些专门机构自身又从属于一个真正的董事会, 因为与它的普遍指示相一致, 它规定了生产的方向, 所以董事会独自占有了全部理论理解力。然而, 这一理解力和这些目的也使他们自身遭受了一种特定的任性, 因为他们被切断了与实践甚至全部真实知识的联系, 也只是一种没有任何趣味的传送。
整个社会活动, 因而被割裂为三个层面: 工场、办公室和董事会。文化, 在积极的和实践的社会理解力的意义上, 同样也分为这样三个方面。这些方面只能通过人们对这些分离领域不断的超越才能(部分地和秘密地)重新统一起来, 而在每一个分离的方面入们都被系统地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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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构成机制因而等于人类行动的一种物化, 这一物化固定在人们的生活上, 这一生活按照商品的传动模型塑造了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经验传动, 并且它要努力确保过去对未来的统治。
这一文化的运行, 在它对他们限制的有限的范围内, 形成与资本主义持续的缺乏的矛盾, 那种要求获得人们的忠诚和支持他们创造活动的缺乏的矛盾。总之, 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幸存, 只是由于它不断地、独自地制造一种新的过去。这在适当的文化领域很明显可以被看到, 它的公开性是以周期性虚假创新和发明的开业典礼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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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工作被简化为纯粹的执行过程, 并因而变得荒谬。因为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是琐碎的; 工作被简单化, 并变得越来越可笑。
但是这一荒谬也延伸到了办公室和实验室: 他们行动的最终决定来自于他们的外部, 来自于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域。
另一方面, 作为办公室和实验室的活动, 它们也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全面功能之中, 彻底剥削这一活动的需要, 要求将其引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 换言之即: 碎裂化和等级化。于是科学综合的逻辑问题与集中化的社会问题相重叠交叉。与表象相反,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一种在全部知识水平上的文化的普遍缺乏: 科学综合不再被执行, 科学不再理解它自身。科学不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真实的实践的说明; 它也毁灭了没能提供新说明的旧的陈述。世界作为统一的整体变得不可理解和难以辨认; 特定的专家只是少数拥有理性碎片的人——这种理性碎片使人们没有能力沟通, 甚至专家们相互之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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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产生了特定的大量的冲突。与剥削工人的需要和阻止他们的反抗严格一致, 作为物质活动发展过程的自然趋势(并且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发展的自然趋势)的技术进步, 经常与有选择地应用于这些进步的技术相冲突。当然也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规则与人们的基本需要之间的一种冲突。因此, 在现在核工业实践和为了生活仍然流行的生活趣味之间的矛盾, 是物理学家道德、抗议的回声。人们现在能够要求在他的本性中引起的变更(从整形手术到转基因控制)也要求社会的变更; 通过废除全部专家式的领导者进行一种自我管理的改革。
到处存在的新的巨大的可能性, 造成了紧迫的二难选择: 或者是革命的解决或者是科幻式的愚昧。被现代社会所表现的妥协总是视维持现状的情况而定, 而这一现状事实上到处都没有了对它的控制。
在一定意义上, 现代文化总体上被拖述为异化的, 在每一个行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思想、行为的每一个类型上都是异化的, 现代文化只有一个外在于他自己的意义, 这一意义”在别处”。”在别处”当然不再是天堂, 它只是更加疯狂去寻找的一个地方: 一个乌托邦, 在这个字的字画意义上, 它统治着现代世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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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车间到实验室独自倒空了生产活动的全部意义, 资本主义努力在休闲活动中植入一种生活的意义, 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定位生产活动。因为, 在流行的道德纲要中生产是地狱, 真实的生活必须在消费中被发现, 在商品的使用中被发现。
但是除了确保那种为满足市场需求而打气的少数私人需要外, 这些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使用价值。资本主义消费通过经常性的伪需要的满足, 强制推行了一种普遍的欲望化简, 它保留的需要不再是任何欲望的需要——真实的需要被压制以保待不能实现(或者以景观的形式作为补充)。消费者实际上在精神上和心理被市场所消费。但是首先这些商品已没有社会效用, 因为, 社会的视野不再超出工厂之外; 工厂以外的一切事情只是作为沙漠被组织起来(市郊住宅区、高速公路、停车场……)——消费领域。
然而, 在工厂中构成的社会对这一沙漠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统治。与工业商品的不可避免的趋势相一致, 商品的真实使用价值只是简单作为地位的象征, 同时对每个人来说也变成了义不容辞的。尽管对于个体的改变考虑到对其些许挫折的补偿留有充足的余地, 但是工广只是象征性地在休闲活动中被反映。消费的世界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相互景观化的世界, 是每一个人分离的、疏远的和不参与的世界。指挥的领域同样严格指挥这一景观, 它与外在于社会的规则相一致, 它也是自动的悲惨的组成的, 荒谬的价值被认为是这一规则的属性(领导者自己作为一个生活的人, 也被认为是这一自动指挥机器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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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外, 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 只有通过景观人们才能获得社会生活特定的普遍方面的知识(虚假的), 从科学、心理学的成就到流行行为类型再到国际政治名流的管弦音乐会。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恰恰是领导者与执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一种调换。它正是对这一异化相和物化的文化需要的一个完美回答: 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所有”革命艺术”的模棱两可都在于这一事实, 全部特殊景观的革命方面, 总是向现在所有景观中反革命的因素相矛盾并相互抵消。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简化它自己的功能以提高效率, 必须首先不断地净化景观化机制的原因。这明显是一种综合的机制, 因为, 如果它的主要作用是宣传资本主义的秩序, 它就不必以纯粹资本主义精神错乱的方式显现于公众面前; 它必须通过混合以碎片形式与社会合理性相一致的表象因素来包围观众。它必须转移被统治秩序禁止的那种满足的欲望。例如, 现代大众旅游介绍的城市和风景, 并不是为了满足住在那里的人和环境的真正的要求, 它只是作为纯粹的、速成的、表面的景观呈现于他们面前(在这种景观中, 通过回忆这些风景人们能够增加其声誉)。同样, 脱衣舞是色情降级为一种纯粹景观的最明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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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演变与保护被这些力量体系所统治。在一极, 艺术纯粹地简单地被资本主义作为训练全体居民的手段所选择, 在另一级, 资本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永久的特权: 即纯粹的创造活动——一种作为其他所有活动的异化不在犯罪现场之证明的孤立的创造力(因而也使它成为最昂贵和最有声望的社会地位之象征)。但同时保留为”自由创造活动”的这一领域, 只不过是一个关于生活, 我们要做什么的问题领域, 不过是一个充分实际地提出沟通问题的领域。在这一意义上, 艺术能够反映政党和正式陈述生活动机的对手之间的基本对抗性。毫无意义和分离引起了传统艺术手段的危机——这一危机与生活方式变更的经历相联系, 或与这一经历的需求相联系。革命的艺术家是那些提倡干预或介入的人, 并且为了瓦解和毁灭景观, 他们自己积极地介入景观。
(二) 文化与革命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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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无非是无产阶级为了真正支配和研究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改革而进行的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开始于工人自己直接决定自己的一切事情, 开始于工作和生产的管理。这一变化直接意味着工作本质的激进变革, 意味着确保工人对机器控制的新技术的发展。
这一激进的工作意义的变革将导致一系列结果, 主要结果之一是生活兴趣的中心毋庸置疑地从消极休闲向生产活动新类型的转移。这不仅意味着全部生产活动将一夜间在他们自身中变得更加令人感兴趣, 而且为了使工作能够发展他们自身, 通过工业劳动手段和目标的一种正在进行的普遍的恢复, 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成为一种自由社会的最小(低)热情。
在这样的社会, 全部活动将趋向将先前在休闲和工作之间分离的生活, 混合进一种单一的但无限多变的流动过程。生产和消费将融合, 并为社会商品的创造性使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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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划, 无条件地主张人们要生活在与他们自己建构的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地方。这不但预示了人们客观上从基本缺乏中(如饥饿等)被解放出来, 而且更重要地预示了人们要首先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 他们将拒绝被他人所规定的行为之全部形式, 并不断地彻底改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满足; 他们不再认为生活是某一稳定性的单纯维持, 相反, 他们热望他们行动过程的无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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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样的需求不是基于某种乌托邦。他们首先以无产阶级在所有层面上的斗争为基础, 以极度的不关心和直接拒绝的所有形式为基础, 这种极度的不关心是反复无常的统治社会经常不得不与每一种手段进行战斗的不关心。他们也以较少激进变革所有尝试基本失败的教训为基础。最后, 他们以今天在特定青年人领域和少数的艺术环境中显现的极端主义者的努力和行动(不管这些努力是训练他们还是压制他们)为基础。
但是在这个词的另一个意义上, 这一基础的确就是乌托邦。尽管没有对这些条件是否即刻实现全神贯注, 但它毕竟包括关于解答当前问题的发明和实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有几分试验性质的乌托邦, 如今在现代科学中也起关键作用。)这一暂时的历史的乌托邦理想是合法的; 也是必要的, 因为, 它有助于培育一种没有虚假内容的自由生活的需要计划。与这一必要性不可分离的是日常生活现代意识形态的解体, 因而, 也是日常压迫镣铐的打碎, 所以, 革命阶级能够非常真实地发现现在和将来的自由的可能性。
然而,只有当乌托邦实践与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相连的时候, 它才有意义。这一次, 革命实践斗争如果没有这一结果实的乌托邦它就什么也做不成。当没有文化先锋对日常生活批判和它自由重建之努力的重现占有, 革命运动不会建立自己真实的革命条件时, 那些寻求实验性文化的人, 如果没有革命运功的成功也不会指望实现这一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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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作为内容, 革命的政治学包含社会问题的整体, 作为形式, 革命的政治学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有组织的斗争, 拥有一种自由生活的实验性实践。这样, 革命运动必须将自身变成一种实验性的运动。自此以后, 无论它在哪里存在, 它必须尽可能全面地发展并解决革命微型社会的难题。当人民大众突然介入对历史的创造, 并发觉他们的行动是创造历史的直接经历和盛大节日时, 这一广泛的政治学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在那一刻, 他们将承担起一种日常生活的集体性重建和意识, 总有一天, 这种日常生活的集体性重建和意识将不再被任何事情所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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